2019-12-05 兩岸史話-留美顧問團 為台半導體奠基

兩岸史話-留美顧問團 為台半導體奠基
當年在經濟部長孫運璿的支持下,潘文淵博士在美國積極規畫積體電路技術,並召集當時美國IC界有名的華人專家成立「電子技術諮詢委員會」(Technology Advisory Committee;TAC)。(工研院提供)

在1970年初,孫運璿、李國鼎及方賢齊等人,就在思考如何讓台灣經濟轉型,並傾向於發展半導體工業。這時,一直和彼等來往密切的交大校友,引入了RCA的潘文淵等人,同時台大畢業在美國史坦福大學教書的施敏博士也加入了顧問小組,並力主投資工藝尚未成熟的CMOS技術。

 

當然,台灣電子工業的成功主要還是靠著全體工業界多年的努力,但若當時沒有像他這樣的人長期從旁指導,台灣是不會如此順利、幸運的走上了一條正確的道路。

 

朱蘭成時時掛念台灣

 

朱蘭成博士則是另一種典型的科學家;天才橫溢,霸氣十足。他原本學習電力,但進入MIT後,改習電磁波,而成為這方面的權威。二次大戰期間,他被美國軍方延攬研發雷達,並且由於傑出的成就與重大的貢獻,曾經獲得美國總統科學貢獻獎。

 

據其已故門生張俊彥博士的描述,朱蘭成餐餐不離酒,並且經常批評時政,似乎不像是一個在乎台灣發展的人,但是我們從史料中可以發現,他卻是一個念茲在茲,時時掛念台灣的人。筆者在學生時代就曾經親眼看到他為了公務,指著學校總務長破口大罵,而且無人敢和他頂嘴。據師長們的解釋,他完全把母校當成自己的家,因而愛之深責之切。當時他是MIT著名的教授,每年暑假卻都不辭勞苦的回台授課,而且慧眼識英雄,親自指導張俊彥成為台灣第一位的工程博士。朱蘭成不但協助母校,也協助軍方發展雷達、天線等技術,臨終前數月,他就是因為忙於中山科學研究院的研究項目,而延誤了癌症的檢查與治療。

 

技術顧問團成形

 

在1970年初,孫運璿、李國鼎及方賢齊等人,就在思考如何讓台灣經濟轉型,並傾向於發展半導體工業。這時,一直和彼等來往密切的交大校友,引入了RCA的潘文淵等人,同時台大畢業在美國史坦福大學教書的施敏博士也加入了顧問小組,並力主投資工藝尚未成熟的CMOS技術。當時台灣自行培養的人才尚不足夠,因而就在美國招募了一批剛拿到博士學位不久的留美工程師,共同組成了一個半導體研發團隊。同時靠著潘文淵和老一輩留學生的關係,號召了一批美國半導體界資深的學人及工程師,組成了一個顧問團(TAC),每周聚集在他的家中,義務的指導上述的研發團隊。事後的發展證明,這是一個極為成功的組合,動員了台灣、美國所有可以動員的半導體人才;而且大家心目中只有一個共同的目標,就是讓半導體工業在台灣起步、扎根。當時負責這項前瞻、高風險投資的幾位決策主管(王兆振、孫運璿、李國鼎、方賢齊、高玉樹、費譁)以及國外專家,如潘文淵等人,完全不是為了私利,也並沒有拿到一張股票。以潘文淵為例,當年為了專心來台任職顧問,特別自美提前退休,而且事先申明:不作官、不受薪,只接受旅費和住宿費,潘夫人也不得不放棄美國大學終身教授的職位。他們沒有在台灣唸過一天書,也沒有在台灣領過一天薪水,卻於事業有成之時,犧牲了個人的經濟利益,回到了台灣。據潘夫人回憶,潘老一生念茲在茲的,就是希望回國貢獻所長,而王兆振本於二戰結束後就準備返國,但由於內戰的關係,延後了計劃,最後,他把這份熱情帶到了台灣。這批為數不少的專家、學者,在1960、70年代時,以各種形式的貢獻回報台灣;在各個重要的領域中發揮了關鍵性的作用。他們的回饋,不是為錢、也不是為利,為的就是一分情和一份「緣」。

 

最後,筆者摘錄兩段有關台灣戰後發展的文獻,作為本文的結束,也用以紀念1950、60年代為台灣發展貢獻的專家與學者。

 

「1948年8月,中華民國政府宣布了農復會中方委員的名單:蔣夢麟、晏陽初及沈宗瀚,當下我就體認到:中方已經為農復會立下了一個高標準,美國政府將很難派出具有同樣水準的委員(difficult for the American Government to match)」

 

──John Earl Baker (貝克),農復會美方首任委員

 

「台灣和南韓是戰後接受美援兩個最為成功的例子,而且無法在其他第三世界的國家複製。戰後的台灣和南韓有其共同點:貧窮。當時,在經濟上,菲律賓是他們共同的偶像及追趕的目標。另一方面,台灣和南韓也有其不同點:不同於台灣擁有充沛的人才,南韓不具有在地的建設人才。中華民國敗退到台灣後,帶來了一批高水準的技術官僚。這群官員大部分曾在美國拿到高等學位,也一直和美國援外單位有工作上的交往,所以彼此間溝通毫無困難。而韓國則不然,在美援的前段期間,韓國政府的官員很少有大學畢業的,更談不上曾經去過美國。韓國一直到1960年才從美國請回來了兩位博士;南悳祐和Dr. Kim Manh Je,參與經濟事務。但他們都只有美國州立大學的博士學位(奧克拉荷馬大學及密蘇理大學),不能和台灣當時那批出身於美國一流大學的博士官員們相比。」

 

在台灣,美國是透過「美援會」及「農復會」兩所機構來運用所有的經濟援助,該兩單位的台灣官員絕大多數都曾經在美國拿到高等學位,因而美國只需派遣10幾位官員參與他們的決策,美國並沒有涉入到台灣經濟及農業執行層面的工作。

 

不同於台灣,戰後的南韓由於極度缺乏工程及工廠經理人員,美國必須派遣大量的技術人員來到韓國;實際參與最底層(grass roots)的建設工作。這些美國的技術人員穿梭於南韓各級政府的辦公室,也遍佈於火車修理廠、大小發電廠、麵粉工廠、肥料廠、鄉間小路、城鎮公路、農村灌溉工程、醫院、水井、出版社、課程修訂、學校興建、電話線架設以及房屋建築等等。他們在韓國無所不在,而所涉入的範圍也令人嘆為觀止。

 

另外,戰後初期,由於美國軍政府在南韓無心經營以及不當管理,再加上南韓缺乏在地高階的管理人才,造成了工業復健一片混亂(disarray),使得南韓土地改革的果實,無法加惠到初期工業的發展,在這方面,台灣就作得比較成功。

 

──Rogers International Inc. 1988,Feeding the Tigers ,

 

USAID Contract Report PDC-180-0-00-8164-00